廖亦武: “六四”被遗忘者受到的“双重惩罚”| 观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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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持人: 你好,必发88官网观众朋友,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《观点》节目,我是主持人唐琪薇,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。节目一开始我想向大家抱歉,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嗓子出了问题,最近似乎越来越严重。请大家多多包涵,我希望慢慢可以恢复到我原来的声音。好,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旅居德国的作家、诗人廖亦武先生。今年的6月4号是”八九”民运和“六四”镇压事件的三十周年。廖先生的著作《子弹鸦片-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》在“六四”前分别以法文、英文推出最新的修订版。廖义武说,当年中国政府用子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;“六四”镇压之后,他们又用发展经济这个“鸦片”麻醉了国人,也麻醉了西方世界。今天的《观点》节目就要请廖先生和我们聊一聊这本书。

  《子弹鸦片》收录了”天安门三君子“之一余志坚、画家武文建、“六四“最后一个囚犯苗德顺等30年前参与“八九”民运的普通人的故事。而这本访谈录的缘起,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叫武文建的画家。

  记者:我知道您的这本《子弹鸦片》记录的都是所谓的“六四”暴徒。那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本书呢?

  廖亦武: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在2004年还是05年,我遇到了一个“六四”暴徒叫武文建。他当时喝了点酒就开始骂我。

  记者:骂什么呢?

  廖亦武:他就觉得愤愤不平的。历史也没啥可信,完全是胡说八道。他把那个挡军车,大家上街,就是那种纯粹的一种激情,那种和坦克对抗,那种血肉之躯然后站上那个街头,他们就是为了保护学生。他甚至讲了方励之:“我当时,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就受你的感召,然后你在某个大学的演讲,我就受你的感召,后来才有这种上街去和他们对抗的这么一个行为。结果你就跑进了美国大使馆,你还是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么一个人。”这些当时对我来说,我觉得如雷贯耳。然后他说这些精英都是一些掉链子的人。后来他就带着我采访了很多暴徒。

  记者:这些所谓的“六四”暴徒,他们其实都只有20岁上下,必发88是不是?在您的接触当中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?

  廖亦武:普通的市民,普通的工人,普通的老百姓,他们那个时候就上街,把那些公共汽车推横起来,阻挡军车进城。那都是解放军啊......或者说,有点像电影,在一个瓶子里面,装点汽油,扔那些东西。

  廖亦武说,在他看来,这是中国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老百姓作为主体,直接对抗独裁政权。但到最后,受到拥戴的却只有那些逃亡海外的学生领袖。

  廖亦武:吾尔开希还跟我讲了一个事情,说他们当时在法国,法国的总统也接见他们。法国人特别得浪漫,把他们当成英雄一样地接待。那个拉菲的酒厂还以吾尔开希的名字和头像做了一集装箱的酒。

  记者:这些市民我看到他们都被判得很重,有些是无期徒刑啊,还有一些是死刑,还有就是20几年。

  廖亦武:死缓,还有枪毙了一些。

  记者:对。但是相对来说,那些被捕的学生领袖啊,还有一些普通学生,他们都被判刑判得比较轻。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样的观察呢?

  廖亦武:共产党觉得它真正的威胁是这样一部分人。因为学生那个时候,一个是年轻,第二个受到国际上非常多的关注。你看很多天它的焦点都集中在天安门。你镇压学生的话,国际舆论肯定就是,报道得非常......,焦点就是那个东西。但是如果说,你这个市民,包括还有余志坚、就是扔臭鸡蛋的,你不是学生,他们就是处罚得很重,甚至当时枪毙了比较多的人。那么这些人关起来最起码都是7、8年,十几年,无期徒刑,死缓。而且进去之后都是被暴打,被打得死去活来。

  记者:对,我看您这本书的时候,很多描写都好像是像人间炼狱一般。 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,有哪些受访者的遭遇是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?

  廖亦武:这个《子弹鸦片》的法文版,他们取名为《双重惩罚》,就说坐牢被惩罚了一次,出来社会被遗弃又被惩罚了一次。法国人还是相当会取名字的。他说这些人坐了一二十年,二十多年,出来之后这个社会完全变了。这些人出来之后也没人管。他们往往就说 ,40多岁的人,好多人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,这个下场是非常惨。在2016年,最后一个“六四”的政治犯叫苗德顺,就是他出来,出来了之后,本来这个人就已经是懵头(懵脑)......出来之后他就失踪了。他家里面父母也死了,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去找他。他在监狱里面是个硬汉,所以说扛着扛着(折磨)出来。出来时因为他是“六四”的最后一个所谓的暴徒,当时《纽约时报》还发了关于他的文章,但是过了之后就是迅速烟消云散。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哪去了。还有一个叫王重喜(音),他就是完全疯了,经常有人在垃圾桶旁边看到他。

  记者:所以这个境况可能比在监狱中还要惨。我记得您提过,您写《子弹鸦片》的时候觉得非常对不起一个人,就是余志坚。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负罪感呢?

  廖亦武:当时余志坚…...我们是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。他突然打电话给我,他就说,我就是余志坚。我当时的确是愣了一下。他劈头盖脑就问,你那个英文版到底什么时候出来? 我说,我现在真的不知道。现在世界上发生的灾难这么多,中国的灾难也不是唯一的,而且况且那个美国人的话......过去要这么多年的话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关注这一事情。所以说,推进得比较艰难。他说,你那个书出了之后的话,至少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嘛。 要不是我在这边也没有人知道。虽然说我是到了自由的世界,他说我就在这边做一些清洁工,没有人知道这个。我当时一下愣了,愣了之后,但是我还是按照我的思维,我觉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 反正我也在尽力嘛。我也得说服别人。后来,隔了半个多月他居然死了, 这个对我就是太震惊了。

  廖亦武说,余志坚他最后说了一段话让他非常难过。

  廖亦武:我就问他,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,有什么希望。他说,未来没什么希望,这么一个群体会被彻底地忘记。我们也不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主角,反而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耻辱,会让那些精英, 那些在台面上的人,会让他们感觉到不自在。

  记者:您刚才提到,余志坚说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,可能是对一些精英来说甚至是一种耻辱。您个人的观察呢?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?为什么会这样子呢?

  廖亦武:那当然。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精英主宰。比如说 2010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有一个法国的,叫刘伟明,他现在是中国民主党的负责人,这个人他就非常的底层。他当时就觉得这也是个很高兴的事情,我们自费也应该去啊,去奥斯陆。当时他们就想进去嘛,因为外面天寒地冻,非常得冷,冰冻三尺。就被皇家卫队给拦下了,因为他们不在这个名单内。然后他说听见里面的音乐的声音,那些精英们,他们碰杯的声音也听得见,讲话也听得见,音乐也听得见,他们就是进不去。在外面两个小时,差点冻僵了,他说。

  在新修订的版本中,廖亦武也加入了他为好友、2017年在关押中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写的挽歌,还有他与刘晓波遗孀的一些书信往来。

  廖亦武:一个作为平民的代表就是余志坚,一个作为精英的代表就是刘晓波。后来我就是终于放了一篇刘晓波的最后时刻,在《子弹鸦片》里面。原来我不准备放这个,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平民抗暴者、平民英雄的书。后来放了一篇刘晓波,就是因为刘晓波他在被谋杀的时候那个残酷、那个惨烈的一个状况。我觉得不亚于一场战争。

  记者:“六四”马上就30周年了。您刚才也提到了刘晓波,提到了余志坚。30年过去了,您觉得“六四”…...在不久的将来平反“六四”,您觉得有希望吗?

  廖亦武:其实我没想这个问题,我只是想到一种......昨天,它依然是发生在昨天。美国有一个片子,就生于什么什么年,好像美国独立日那一年。我也可以算得上是生于1989,就是我朗诵《大屠杀》的那一刻。这个是我直到现在的这么一个记忆,哪怕我现在在西方的确是得了很多奖,然后也有一定的发言的平台,甚至有时候显得非常忙,但是我的来源是那个时候。就这样我写的那首歌一样,我会在流浪中老去,死者你永远年轻。当然我们这些活人会逐渐变成老头,如果说没有短命的话。然后,死者他自身永远年轻。 我觉得时间在我们的记录当中,它有一点作用,但是它的作用不大。我只是把这个书出出来,让人们记住这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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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月夜穿过回忆,

  想起我的爱人,

 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,

  死者你永远年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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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廖亦武表演的《八九悲歌》。这一悲歌绵延不绝,延续至今。廖义武说,他愿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录音机,这段历史的见证人。

  主持人: 廖亦武说, “余志坚们”被历史遗忘太久,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其实并不愿意沉默,如果你让他们说,他们的嗓门说不定比天天发言的精英们更大更有力,也更喧嚣。而这次”六四”30周年前《子弹鸦片》在西方世界出版,也许是这些“六四”抗暴者最后的发声机会。好,《观点》节目,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,我是主持人唐琪薇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下次节目,我们再会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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